本期嘉宾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尹韵公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崔桂田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宇文利

亮点速览

●每个国家的制度一定要与其文化相融洽，否则整个机体就会很“别扭”；每个国家的文化一定要与其制度相契合，否则它的肌肤就会生“病斑”

●一个国家的制度成熟程度既标志着这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下，也标志着其文化繁荣和软实力提升的程度

●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精神团结上的显著优势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是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价值追求的结果

不仅是制度的“孵化器”，也是制度的“平衡器”

光明智库：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相关表述看，制度与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对中国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哪些作用？

张国祚：从制度的思想内涵来看，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引导力，这是制度柔性的一面，其本质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制度的设计离不开文化。比如，我们讲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因为道路的开辟、理论的创立、制度的设计，其本质都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尹韵公：每个国家的制度一定要与其文化相融洽，否则整个机体就会很“别扭”；每个国家的文化一定要与其制度相契合，否则它的肌肤就会生“病斑”。

中国文化对中国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绵延数百年的“春秋无义战”，使先秦时期的先贤哲人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共识，即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消除战争、消灭战火，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一思想推动古代中国努力维护统一。再如，历史上法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制度影响深远。所谓“法表儒里”，讲的就是那时的国家治理方法是用法家思想建立国家制度框架，用儒家文化柔性处理人与人、人与家族、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

崔桂田：制度与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两大重要标识。文化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构建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和价值先导；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发展成果的主要体现和对发展方向的约束规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属于文化的“硬件”，与文化中的价值、道德等“软件”相对应。一个国家的制度成熟程度既标志着这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下，也标志着其文化繁荣和软实力提升的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息息相关，制度的构建、发展、完善都深深打下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革命文化，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转型中，中国共产党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时代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为推动，开启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迈入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

宇文利：文化不仅是制度的“孵化器”，也是制度的“平衡器”。中国文化在长期积累中孕育了一种保持平衡的力量，为中国制度的张与弛、设与废提供了内在的牵制或助推；同时文化也是治理的方式，是与硬性的制度治理不同但又能够支撑和弥补制度治理的重要手段。

为伟大实践提供思想保障、精神鼓舞、智力支持

光明智库：在您看来，“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是什么？

张国祚：“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后者主要涵盖一脉相承的三种文化，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精神命脉，为“中国之治”提供了智慧启迪，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知识宝库；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之源、理想之基、精神之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提供思想保障、精神鼓舞和智力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革命文化镌刻着感人肺腑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英雄气概、无私品格和必胜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水乳交融地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凝聚力。

崔桂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基。列宁曾阐释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性：首先在一个文盲的国度里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其次“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是理解“中国之治”文化根基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伦理规范、价值追求、人文传统和社会理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不断传承弘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对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不断凝练和提升，不断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宇文利：“中国之治”的灵魂在于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也就是中国人所固有的认知体系、思维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有牢牢扎根在中国大地上的制度，才可能是深入人心、持久并具有最广泛影响力和适用性的制度。今天的“中国之治”是迈向制度现代化的现代治理，只有从根本上代表和反映中华民族的思想世界和价值追求、体现中国人民的真实情操和根本意志，才会成为造福中国与世界的良治善治。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形成了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又培育出了革命文化，并且正在创新和发展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基于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是不可替代的。历史并不会代替人们去形成意识。人的意识只能是主体物质实践的精神产物。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精神团结上的显著优势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是符合全体中国人共同意志和价值追求的结果。

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方案

光明智库：“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从文化角度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张国祚：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这种文化，有利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有利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滋养下，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略，奋发努力，使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使科学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党秉持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亲诚惠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坚决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提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想要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这些都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

崔桂田：从文化视角看，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开辟、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灵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确立、以政治共识为基础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理念为精髓的协商民主等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和优势，都对世界政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向世界昭示了全新的政治道路和制度模式。二是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和政党文化，为世界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建设提供经验。三是创立并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处理政党关系提供借鉴。

尹韵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道路选择上，既是艰难的，又是慎重的。辛亥革命后，我们选择了西方民主议会制度，走了几年，越走越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才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摆脱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痛苦深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和现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由科学真理和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一个由这样的政党领导的国家，只要把科学真理和先进思想同这个国家的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就会坚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步伐和定力。

宇文利：从文化的规律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遵循了人类思维演变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文化实践的内在规律性，揭示了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真理；从文化的包容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品质，具有包容性，能够学习吸纳并融会贯通；从文化的适应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文化的适应能力，本身获得了强大的适应性，一方面能够适应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能够适应中国实践的基本诉求。从文化的价值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崇高的价值性，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指向和实践宗旨，勇攀人类道义和价值的高峰。

人类政治文明是一座百花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文明类型和科学的政治文明架构，还以独特的魅力、卓越的价值和博大的关怀造福中国人民并惠及世界，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蒋正翔、张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