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国发展外部环境中的挑战因素明显增多,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署下,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生态文明建设方向进一步明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得到深入宣传、贯彻和落实。2019年4月28日,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讲话,向全世界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和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确立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的制度蓝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为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描绘了制度建设的蓝图,为2020年后继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奠定坚实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共识进一步得到夯实。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视察重庆等地时指出,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态环境问题来源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同样地,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和条件也决定于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有什么样的条件和能力解决这个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发达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转型期是最佳的生态环境治理和法制建设时期。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最佳窗口期,到了有条件也有能力摈弃“先污染后治理”传统道路的历史阶段。
笔者认为,要解决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有必要的历史紧迫感,抓住国际产业竞争的时间窗口,抓住机遇夯实产业基础、特色,稳中求进,做优做强制造业和化工业,不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统筹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二是要保持必要的历史耐心。总的来看,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生态文明从实力上看还属于发展中阶段的生态文明,离发达阶段的生态文明还有较大的差距。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2035年美丽中国基本建成和2050年美丽中国全面实现的目标部署,全面建成与中等发达国家对标的美丽中国仍需付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对于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次强调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这些要求,对于坚定全社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生态环境治理的模式和措施更加成熟
一是生态环境监管模式更加成熟。在过去的几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很大成绩。国家将有关的经验移植到水和土壤环境保护的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功。如2019年5月,生态环境部启动水环境治理的“红黑榜”排名制度,层层传导压力,倒逼各地党委和政府加强水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二是突出精准治污、源头防控。2019年,中央多次强调反对“一刀切”式的简单粗暴执法。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对企业开展分类分级环境管理。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相关治理机制,抓好源头防控。
总的来看,我国的污染防治逐渐从以末端治理为主的环境污染治理阶段转向以源头防控为主的环境治理阶段,既减少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和无效投资,也促进企业经济的长远发展。
三是推动区域协同和流域协同。区域协同,能够培育区域产业优势,共同形成和提升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同时,通过区域和流域协同,能够精准治污,合力提升区域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成效。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相继发布,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模式正在开花结果。
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会议提出了“大保护、大治理”要求,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了调子,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开启了我国大江大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法治化迈出坚实一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从督促地方端正生态环境保护态度、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营造良好守法氛围为主要任务的阶段,步入强调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阶段。
从督察事项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侧重环境污染防治向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并重转型。从督察模式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全面的督察向全面督察与重点督察相结合转型。从督察方式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监督式追责向监督式追责和辅导、辅助并举转型。从督察重点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着重纠正环境违法向纠正违法和提升守法能力相结合转型,既治标,也治本。从追责对象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主要追责基层官员向问责包括地方党政主官在内的各方面、各层级官员转型。从督察体制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得到其他机构巡视和督察工作的协同支持,督察的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从督察规范化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从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督察向全面的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督察转变。从督察实效来看,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解决了老百姓身边关心的环境问题大约15万个,成效巨大。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结束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6月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按照规定的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包括例行督察、专项督察和“回头看”等,督察对象包括省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有关中央企业等。《规定》对督察的目的、机构、任务、事项、步骤、方式、内容、时间、纪律等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奠定了督察制度的法制基础。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实现绿色转型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正成为各地生动实践。2019年3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印发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的通知》,要求到2020年,形成多条示范全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估体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开放合作平台。2019年5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出台,要求将海南打造成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总的来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制度创新,通过信息平台的构建,通过特色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各地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正在有序地实现其经济价值,不断释放生态建设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和社会红利。
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2019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7月1日上海市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目前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显著。11月北京市修改了《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全市城乡垃圾分类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这对于在全国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具有引领作用。
2019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成就来之不易,值得欣慰。但同时也要对2020年要面对的现实生态环境问题和区域绿色发展的压力保持清醒的认识。
2020年及其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各地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将持续存在。但总体上看,我国仍将会处于转型期即新旧动能转换期和发展阶段转换期即接力赛的“交棒期”。这一时期往往是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是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攻坚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将持续深化。行百里者半九十,一旦松劲或走回头路,就会前功尽弃,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历史信心,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培养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历史耐心。保持全身心投入绿色发展的历史耐力。按照既定的目标和部署,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和方法,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不断展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生态文明新画卷,深入展示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影响和魅力。(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