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09来源：学习时报作者：赵磊

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是中国外交的主线，更是灵魂。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讲到，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采访谈到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时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公共卫生外交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政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具体体现。随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公共卫生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显性议程，并逐渐进入外交政策领域。早在1996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免受其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对此高枕无忧。2008年11月26日，第63届联大通过第33号决议《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第一次使用了“全球卫生外交”这个概念。该决议着重指出全球卫生也是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的长期目标，需要不断地注意和做出承诺，并加强国际合作，而不是仅仅限于紧急情况。

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历程

公共卫生外交既指利用卫生工作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也指利用对外政策来实现卫生目标。在卫生发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是中国公共卫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实践有几个重要历史节点。

第一，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事业的起点。196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政府应邀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揭开了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序幕。1963年4月6日，从北京、上海等地优秀医生中抽调的24位医疗队员奔赴阿尔及利亚，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不畏艰苦、救死扶伤。截至2019年11月，从第一批的24人累计到2.6万人次，先后远赴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累计诊治患者约2.8亿人次，其中约2000人次获得受援国政府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国家级荣誉，51名队员因公牺牲在异国他乡。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刚果（布）期间，提炼总结出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援外医疗队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与大国担当的名片。

第二，抗击非典促进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与加强国际合作。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暴露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健全，卫生部门敏感性不强，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等问题，也认识到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手段。取得抗击非典疫情胜利后，进一步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友好合作，相关领域补短板的工作加紧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文件先后出台。2006年11月9日，香港卫生署前署长陈冯富珍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闭门会审议，成功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联合国机构中担任最高负责人职位。

第三，援非抗埃是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埃博拉病毒最初于1976年在非洲首次被发现，并曾引起过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暴发，但均呈现地域局限、规模小、时间短等特点。2014年3月，在几内亚发现并确认了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并传播蔓延至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非洲邻国，美国、西班牙、英国等欧美国家也相继出现病例，呈现全球蔓延态势。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月19日，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启动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中国政府及时向西非疫情国家伸出援手，成建制地派出临床和公共卫生专家1200多人次援非，在我国公共卫生援外史上是派出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工作覆盖最广的一次。

第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公共卫生外交进入全球健康治理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使各国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其外交政策的问题，而且是典型的全球健康治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强大、富有或者技术先进，都无法单独发现和应对所有公共卫生威胁，因此需要高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与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向多个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顶层设计能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产品。

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鲜明特征

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公共卫生外交虽然起步较晚，但具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中国公共卫生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也服务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讨论在建立防疫区方面的合作，揭开了现代意义上公共卫生外交与国际合作的序幕。但那时，欧洲国家为解决自身遭遇的霍乱等疫情召开高频次的国际会议，对其他地区的流行性疾病如美洲的黄热病等没有关注的兴趣。有专家指出，尽管现代公共卫生经常被定性为一种人道主义行动，但是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却长期将其与国际贸易的需要联系起来。然而，对中国而言，在全球范围，只要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有中国援助的身影。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医疗保障任务是典型的苦活、累活、脏活，自2002年向刚果（金）派遣首支维和医疗队以来，只要在战火与贫瘠的联合国任务区就可以看到中国维和医疗人员忙碌的身影。

第二，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强调统筹协调，注重创新，注重实效。2012年5月，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应瑞士日内瓦高等研究院邀请，在《全球卫生2012》特刊上发表《中国卫生外交》一文，强调中国的卫生发展合作包括派遣医疗队、建设医院、设立疟疾防治中心、培训卫生技术和管理人员、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也包括支持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联合国机构，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全球卫生新倡议，为改善全球卫生状况作出了积极贡献。以2008年入列的“和平方舟”为例，这是我国首艘万吨级大型专业医院船，是我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创新实践。每到一国，“和平方舟”医院船除了利用主平台为当地民众诊疗，还派出多支医疗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学校、社区、军营、海岛等，为更多民众巡诊送药。截至2019年底，“和平方舟”9次走出国门，累计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为23万多人次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实施手术1400余例，让500多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被称为和平之舟、生命之舟、友谊之舟。

第三，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强调国际合作，重视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首先，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发起国之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中只字未提卫生工作的内容，也没提及要建立一个国际卫生机构。中国代表会同巴西代表，提交的“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为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奠定了基础。世界卫生组织是负责卫生事务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完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帮助世界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公开质疑世卫组织作用并提出暂停向该组织提供资金，中国则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领导作用，就是支持联合国，就是支持二战后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世界卫生秩序。

第四，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以先进理念为指导，符合国际法准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了对外援助八原则，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严格遵守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西方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以便通过援助影响和改变受援国的发展进程与政治方向，而中国始终坚持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始终坚持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地位平等，是朋友和伙伴的关系，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化与完善，成为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指导理念。共同体理念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强调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强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第五，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便了解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便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外交风格。中华民族是尚道义的民族，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讲情重义、先义后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除文化理念外，中华民族有很多文化资源，如青蒿素等中医药。自2008年起，中国为非洲国家设立了30个疟疾防治中心，并提供价值1.9亿元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从中药材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2018年，中国在塞拉利昂援建了首个热带传染病防控中心，以提升非洲国家自主公共卫生防控能力。2019年7月4日，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非洲抗疟下一步，中国走在最前列》的文章，指出中国在非洲的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能向世界展现：中国带给非洲的远不只是道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中国专家帮助下，非洲岛国科摩罗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已实现病例“零死亡”。

公共卫生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未来会积极参与健康相关领域国际标准、规范等的研究和谈判，完善我国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紧急援外工作机制，增强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话语权与塑造力。